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未來在于機械化。由農業機械化延伸的農業各項工程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改變著中國傳統農業和億萬中國農民的命運。雖然我國農業機械化近幾年得到了快速發展，包括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農機工業產值逐年增高，但作為后現代產物的農機行業，和農業現代化、工業化一樣，與國外發達國家存有較大的差距。
我國的農機發展究竟是什么環節出現了問題？“工業化發展這么多年，為啥農機市場一直發展不起來”的質疑是否合理？如何讓國產農機不僅能用，而且還好用？
63%機械化率的科技含量
近年來，我國農業機械化發展速度不斷加快、發展質量不斷提升、地位作用持續增強。
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介紹，農機裝備結構顯著優化，大中型拖拉機、聯合收獲機、插秧機保有量分別是“十一五”末的1.53倍、1.75倍和2.1倍，小型拖拉機占比持續下降，糧食生產環節高性能機具占比持續提高。主要農作物薄弱環節機械化快速推進，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63%，年均提高2個百分點。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業內更多將其歸功于2004年后發生的兩件大事，一個是全國人大通過了《農業機械化促進法》；另一個是中國實行購機補貼，2007年補貼額度僅為0.7億元，而2012年中央財政的補貼額度已達到175億元。
“這幾年正是在《農業機械化促進法》和購機補貼的支持下，中國的農業機械化得到了一個快速的發展。”中國工程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教授羅錫文說。
根據中國農業大學專家對農業機械化發展階段的定義，農業機械化水平在40%以下是初級發展階段，40%~70%是中期發展階段，70%以上算高級發展階段。
在羅錫文看來，我國農業機械化2015年達到了63%，這是機械化發展的中期階段，而歐美等發達國家都已經步入全面機械化甚至信息化階段。
“這63%是粗放式發展的結果。”農業部南京農業機械化研究所副所長胡志超研究員告訴記者。
羅錫文也認同這個觀點。63%的農機化水平并不能完全測算出科技含量的高低，主要原因在于農業機械本身的科技含量和農業機械作業質量的科技含量不是很高。“目前，我國的農機產品主要以中低端產品為主。”
農業部農業機械化管理司司長李偉國介紹，面對當前新的發展形勢和要求，我國農業機械化水平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尚不能滿足現代農業的要求。甚至某些農機產品的研發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存在擴大化趨勢，一些關鍵零部件還須進口。
在很多場合，胡志超都會被問到，我國與國外農機行業差距到底有多少年。胡志超都會這樣解釋：農機化是一個后現代化的概念，農機化只有在一個國家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取得快速的發展。
生產需求決定農機科研導向
在美國、加拿大等土地資源豐富的國家，需要大量大型的農業機械，大型拖拉機保有量較大。日本是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國家，山地、丘陵面積較大，拖拉機擁有量尚以中小型為主。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學院教授孔祥智曾撰文表示，我國在土地平均擁有量上與日本比較接近，截至2013年底，約有26%的土地從承包者手中流轉到經營者手中，這需要大量的大中型農業機械。
“到黑龍江去看看，200馬力以上的拖拉機基本都是國外進口的，被國外占領了市場，這就是差距。”羅錫文表示。
毋庸置疑，當國內落后的農業機械裝備不能有效滿足生產需要時，國外高端農機就會大量進入。
除此之外，我國多數經濟作物仍為小規模種植，農機農藝融合不夠，在農作物生產關鍵環節的機械化水平中，如馬鈴薯、甘蔗的機播，甘蔗、油菜、茶葉的機收，發展緩慢制約了經濟作物全程機械化的推行。
鑒于對全程機械化的考慮，2015年8月11日，農業部印發的《關于開展主要農作物全程機械化推進行動意見》的指出，在全國部署開展主要農作物全程機械化推進行動。現實情況卻不一樣，農作物植保環節機械化程度相對薄弱，農藥殘留較嚴重，植保機械的發展空間較大。在畜牧業機械化方面要有所突破，加大畜牧業機械的研發投入力度。
然而，在實踐中，包括胡志超在內的專家發現，相對而言，我國在農機研發的投入較少，創新能力較弱，很大部分人或單位在做同質化的東西，當機器進入批量生產的時候，一大批企業蜂擁而上。
這也就直接涉及到知識產權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還不夠。”胡志超向記者介紹，我國每年在農機行業申請的專利在1000件左右，主要分布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一些大型企業也有專利，但很少。
而在國外，農業機械自主創新主要依靠企業。國內除少數幾個大的農機企業有一定的自主創新和研發能力外，大多數中小企業都存在規模小、研發能力弱、競爭力不強等問題。
張桃林也提醒，當前農機化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還很多，農機化裝備、技術、人才、政策、服務有效供給不足等諸多矛盾日益突出，很多環節低水平粗放式發展特征仍然明顯，制約著農業機械化功能作用的充分發揮，深刻影響發展后勁。
胡志超表示，這就需要農機在研發、制造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價格和成本因素，“有什么樣的需求側，就有什么樣的供給側，需求側決定著供給側”。
農業機械化也要進行供給側改革
在采訪中，蘭興也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希望國產農機能夠做得更好一些，技術上再精細一些。
2015年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農業也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農業現代化的核心內容，農業機械化也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張桃林在2016年全國農業機械化工作會議上表示，“十三五”是我國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關鍵期，也是農業機械化加快發展的機遇期，更是農機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拓展、升級”的窗口期，必須緊緊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千方百計攻克瓶頸制約，站位高遠拓寬發展領域，綜合施策提升發展質量發展效益，加快打造中國農業機械化升級版。
在胡志超看來，成熟的農機行業包括技術成熟、產品成熟和市場成熟，“技術成熟并不代表產品成熟，技術和產品成熟也不代表市場成熟。”
“要加強 ‘產業急需、農民急用’的中高端農機裝備中試熟化，促進產業全鏈條裝備技術集成配套，有效推動主要環節機械由‘能用’向‘好用’升級。”張桃林說。
“好用就是，一方面作業質量要好，收獲質量高，作業性能要好；另一方面，在操作上，不僅舒適、方便，還要環保。”胡志超告訴記者。
2015年，國務院發布了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中國制造2025》，首次將農業機械裝備列入重點突破發展的十大領域。
胡志超認為，無論在農機創新還是在研發上，農機制造一定要按全球市場進行統籌、配置資源，做到農機與農藝、高新與傳統、先進與經濟的結合。
“加快發展農機裝備是建設現代農業的最大需要，信息化是加快發展農業裝備的必由之路。”羅錫文說。
